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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河北20选5走势图表:靳文亚散文一组

    作者:靳文亚发表于:2014-03-13 14:01:31  短篇叙事散文关注度:杨柳岸网络文学为您统计中..

    河北20选5开奖走势图 www.khwpj.com 回望远逝的家庭成分

    靳文亚

    这几年,我在负责单位党员发展档案审查时,发现家庭成分彻底谈出了政治生活。我对家庭成分的记忆零乱得日渐模糊,但不愿让那些沉重的记忆碎片随风飘扬。

    我家是下中农,“贫下中农”包括我们,但小时候,我很仰慕贫农家的孩子,想过自己家也是贫农多好啊。我母亲讲过一个故事,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两个叔伯舅舅:一个勤劳,会过日子,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,有钱了就买地,结果稀里糊涂地成了富农,后代在村里抬不起头;另一个原来生活富足,他不知怎么迷上了赌钱,活儿不愿干,挺会吃点喝点的享受,连房架都赌了出去,最后歪打正着,划了个“贫农”皆大欢喜,后者的庆幸把偶然淹没了。我知道,满城说全县有“两个半”地主,那是事实,村里的富农和影视、小说里刘文彩他们差十万八千里。那时人们称富农是土财主,土财主对长工态度粗暴者有之,但也有一部分是属于精于打算的干活能手。我在小学上台批判的那个王姓富农,其实他是村里人公认的好汉,干活是带头儿的,长工、短工们没有一个比得上他,但吃饭的时候他往往是后吃,绝对不是吃小灶;他的儿子皆为趸了点化肥,就成了“投机倒把”。我们生产小队当年种谷,公认一个富农扶耧走得稳、行得直、种子匀,直到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,他还没有带出一个肯学且有悟性的徒弟?! ?/p>

    我们这个家族有两个富农,“当年”也是本村的大家户了,多年作为大队部后来建成学校又废弃的房院,也是他们的家业。他们呢,解放后反住在极狭窄的地方。听说,他们也受到过绑票的惊吓,最后花钱买平安了。在村里,成分好的,根子硬、路子广,推荐上大学、去当合同工、当代课老师甚至当电工;成分不好的,好事当然八竿子也轮不着的。本家一个富农子弟的叔伯哥,对不让他加入民兵很自卑。那时民兵过瘾呀,经常组织打靶训练,有步枪,有半自动,真枪实弹啊。晚上,民兵也集合演练,一个青年加入那个行列也是不低的政治待遇。

    这还是小事,他们哥五个,大的、二的、三的都该娶妻生子,且他们有一个已长大的妹妹,与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住三间西房,他们不得不自己选择地方借宿。我小时候注意过他们家有一张发黄的奖状,据说那次参加劳动的学生都发了这样的证明,那是墙壁上与像镜唯一陪衬的骄傲。那时上学,富农子弟成众矢之的,他们从小受歧视,在不公正面前往往忍气吞声?!拔母铩焙笃诘哪骋惶?,邻村同样是出身富农的表叔,找我父亲商量着买个南方媳妇,我父亲说可以试试呀。媳妇来了,模样可以,和现在的放鹰不一样的,人家也不挑剔房子多少、院子宽窄、年龄大小。村干部有所作为了,闻讯后主动去做女人的工作,告之不可嫁给富农的,叫以阶级斗争为纲。女人只在农家的大通炕上一边睡了一、两晚。以那时的政治环境和道德约束,女人挨着睡的肯定是女人,你可以有极度的想像力,但没有云雨的故事可以演绎。而对男人,意味着他们已经娶过媳妇,即使后来家庭成分不再紧张,也要多在低就上认命感恩的。不久前,我听到一个本村“富农子弟”出狱后过得不错,村里人为他的平安高兴。他一表人才,那时在生产队赶马车,据说与本队一个贫下中农女青年恋爱,但女青年后来屈服于家庭的压力,没有嫁给“富农”。他黑夜赶到女青年的婆家,用上土制炸药包,但放错了地方,炸伤了与女青年对三间住的妯娌。他被判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,后被减刑,刑满后在监狱当了员工。他是极端的个例,我也亲眼看到过因成分问题而动武拆散有情人的。在家庭成分不好的青年恋爱中,有的人存有偏见,没有事找事,鸡蛋里挑骨头,以拆散人家为乐事,何况在当时,欺侮“黑五类”子女成为少数干部的特权,以致睡了人家姑娘,还有一个极具威慑力的罪名,叫“腐蚀革命干部”,真是老太太喝稀粥——无耻下流?!?/p>

    我记得“文革”中村里扫大街的是“地富反坏右”,过年时他们还要表演“三句半”。村里的王洪如会写文章,河北日报社聘他去当编辑、记者。只因为是上中农,村干部一听,侧棱着身子,让他死了这份心。他精神受刺激,患上肺结核,壮年就无奈、孤独地离开了人间。村里还有一个独特地成分,叫“恶霸”。这个“恶霸”本来不是成分,据说当年贫协会里有人和这王某过不去,划富农又不够标准,一气之下,扣了他个“恶霸”帽子。王某对不平的事敢管、敢碰硬,抗日战争时期还受到过人民政府的表彰?!拔母铩敝?,他挨批不说,儿子也找茬儿,他被拖在街上。街上有好多看热闹的,这好像更助长了儿子的愤怒。他的儿子也是孤身,不知是表示划清界限还是真苦大仇深,出手真打呀?!岸癜浴泵挥卸衿?,永远不哀求,胖胖的身躯真的能承受拳大脚踢,最多骂一句“野走兽”,一生没有吐过脏字。我后来才体味这三个字的意思,很凄凉的。

    有两个人因为高考,他们作为富农子弟抓住了机会。其中一个比我大不少,1978年考上了保定师专。在本村同龄人中,王宝树大我一天,他是在富农家庭极其不利的情况下,名落孙山就他选择了参军,目标是考军校,终获成功,他现在转业到武汉某税务局。我们都感到欣慰。我有一次回老家,在街上听百姓们说笑,一次,喜欢东侃西聊的某群众说话绕到王宝树上,很愤愤不平的样子:要不是邓小平出来,轮到他们小地主儿参军、考大学?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说这话者出身贫农,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,但他说的也大体是对的。富农也有人渣,但个别贫农仍有懒惰等劣根也实在耐人寻味。

    据说,我县1960年县武装部要从高中生里招考一批飞行员。身体合格了,政审要多复杂呢?分了三个组,分赴全国各地,折腾了三个月。结果呢,没有一个合格的。当时外调,亲戚的亲戚也在其中,你家是贫农还不行,你主要亲戚没有“问题”还不行,你得保证你姑姑的小叔子、姨的大伯子等外围都是根红苗正。我上高一时,早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1977年,学校依旧三令五申,规定只有出身贫农的才可以入团。我上学后填的表中,就有意识地掩盖了我的亲戚里有富农成分。

    现在这个季节,我本家一个叔伯哥种的西瓜正在旺销。他的一个先天遗传的瘫痪儿子前两年总算夭折了,所幸他还有儿子。如今,他的五间大房盖得气派,给儿子办婚事也大大方方。他的媳妇在喜事正忙的时候,是在配房床上“休息”,因为她矮小的身体,下台阶都要倒的,多年来,我这个叔伯哥哥回家还要做饭。要知道,他的大哥成了光棍,二哥买媳妇受挫后打不起精神,他有人说合那已经是托邓小平的福了。那些大龄的富家子弟,有的无奈后来娶南方媳妇,上当受骗的有,中年后娶个带孩子的老婆也知足。我听说过,个别富农子弟要村里退还家产的串联,其实连他们自己都知道那是别有用心的人鼓风作浪,能成什么气候呢?我不知道“斗地主”的扑克游戏是从何时开始,这个名字显然有过去阶级斗争的影响,怎么不进化为“斗贪官”呢?  

    对剥削者要斗争,要革命,但成分论确实让一些人享受不到灿烂的阳光。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的叹息、绝望和无奈,不要忘了他们的尊严曾经被重重辗碎的悲哀,愿他们的心灵因时光飞逝而愈合。向前看,不再是对阶级斗争形势下血统论的清算。

    2007。6。30

    父亲没有故事

    靳文亚

   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在天津《家庭报》发表过散文《妈妈的故事》,是写给患脑血栓一年的母亲,样报和手稿都丢失了。后来一直想写《爸爸的故事》,一晃我父亲辞世都十年了,我面对既定的题目,仍然无从下笔。也许,父亲没有故事。

    我的父亲是个小人物,名叫靳凤梧,本村靳姓这一辈都带“凤”字,我后来觉得,包括我大叔靳凤桐、老叔靳凤森,他们名字体现着一个家族的文化素质。祖辈是“堂”字辈,出了两个富农,我爷爷、大爷等在外当账房先生,他们办事谨小慎微,基本功扎实,普遍崇尚文化学习。

    遥想保定解放前夕,两个少年竟摸黑徒步执行到保定城的任务,是到他们出嫁不久的大姐家,只因为他们的爸爸去那里没有回来。一个十来岁,一个十二、三岁,还要穿过封锁线,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,不时有“我军”战士们的看护和提醒声。五、六十里地啊,他们见到了“大姐”,见到了他们的爸爸,不禁欢呼雀跃,没有恐惧的神情。这是父亲说给孩子们唯一的故事,主人公是我父亲和大叔。很多年里,我知道大叔怵走夜道,可以想象那个故事中我父亲肯定是主角。父亲不善于打开他心底尘封的故事,没有炫耀,没有遗撼,没有牢骚,好像一切都在岁月的尘埃中烟消云散。

    我的父亲参加工作早,先是在公社当秘书,后在县供销社从事文秘,那是他一个光荣而又无奈的年代。他的照片多是参加工作时的留影,有留分头的,有戴帽子、围围巾的,很年轻,很精神,很英武,看上去朝气蓬勃,与后来当农民的父亲判若两人。他继承祖辈的传统,是否有过雄心壮志我不得而知。但我后来知道父亲当时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家是下中农成分,严肃的政审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希望化为泡影。大姑那里是富农,父亲的两个姑姑家全是富农,这就意味着组织上很可能要对一个人无休止地“培养”下去。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来临,患胃病的父亲大约不愿体味吃皇粮的神圣,光荣还乡成了他极其固执的选择,虽然领导挽留他,说他不在精简之列,可大有作为云云。

    事实证明,回乡不是我父亲的初衷,他也当不了一个非常合格的农民,是一个大家庭呼唤他做出牺牲的选择。奶奶五十挂零儿就病逝;爷爷在商店工作,每月即使回一次家也是沉默寡言,对眼前困难的麻木让他不大认真地思考家事。大叔当时参军,我的母亲放弃了教师职业,要拉扯大我的姐姐,忍受她的大儿子刚刚夭折的痛苦,还要负责养育比我姐姐稍大点的老姑、老叔。父亲本村一个单身的舅舅不时过来帮助照料这个家。至今,我老叔回去烧纸,每次要去山边一个坟丘,里面埋葬的是我的那个舅爷。

    我的父亲回乡后,当过会计,以后当了十来年小队长,总的说口碑不错,因为我们全村12个生产队中,6队和我们8队人心齐、分粮多、工值高。在那个年代,我的父亲托人到沧州成吨地买来化肥,较早买拖拉机运河石增加队里收入。每当冬闲时,社员们到界河滩自由组合筛河石卖,那是有奖金的;我父亲不去,是在家呆一冬,有人戏称他“坐月子”。那样的重活、脏活,他不愿意干,可能也没有那个体力,以至推土、垫圈、挑水之类的事,他也很少去做。至于人口增多后的家庭困难,父亲多是黯然的沉默,听任我的母亲争取娘家支持或变换山药干等。记忆中,父亲在家读过入党培训教材。在昏暗的油灯下,他边读边做笔记,书是崭新的。现在推算他当队长时,又重新被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吧,不知是政审的坎儿过不去,还是生产队随着土地承包制实行后的迅速解体,或许是他没有派性的结果,反正是不了了之?!?/p>

    他被村里安排去管理果园,与另外一名队长协作,平时也销售苹果。那个地方在村边,鸟语花香,阳光比从前灿烂,人们的说笑比从前响亮。在我上师范的两年里,我的爷爷患病不能自理,当时大叔在钻井队工作、老叔接班在商店工作,父亲每晚都要陪伴爷爷。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后来才明白:“我没有工作,耽误不了事儿!”他十几年在本家红白事中当“总管”的生涯,虽不是完美,也是肯定者居多,与其说有能力,不如说人实在。在大兴平反照雪的年代,“右派”莫名其妙的多了,“反革命”也不时冒出来,我的一个亲戚帮父亲办了一个退职,因回乡时月薪40元,按百分之四十算,当时每月给16元生活补助,后增加到48元,一段时间里实报药费的三分之二。他的同事鼓动办退休,说有人证明就行,咬定是因病回家的。我父亲不感兴趣,坦然说是自愿回家的,怎么能找后翻账?当年的同事给予他生活上的支持,并对我毕业后的分配有过许诺,但我的父亲认为平安是福,不大欣赏我的胡思乱想——这是他的同事告诉我的。

    因为他做事的可靠,因为我有在本乡信用社当负责人的舅舅,父亲经别人三番五次地做工作,合股办起石碴厂,当的是会计,一干就是十年多。1993年,我的弟弟、妹妹各自成家后,父亲结束了“上班”生涯,与我同住一个院子,靠自己的积蓄,担当起主要伺候我母亲的重任。从穿衣、做饭、洗衣,到侍候我母亲大小便,他都极其耐心;至于煎炸炒烙,他做得有滋有味,这样确保他们二老晚年比较上乘的生活水平。期间,他也尽力帮我们带孩子,我和弟弟主动承担父母药费时,父亲还不大乐意。1999年夏天,我母亲在患病12年后去世。父亲血压高,心脏不好,他愿意一个人起居。冬天,我在早晨一定听见父亲的声响才能去上班,我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出入爷爷的房间,我的姐姐和妹妹经常拿来自家产的草莓、蔬菜什么的,争着帮助拆洗被褥,外甥们也不断来玩,希望我父亲在热闹中快乐起来。2002年腊月晚上,他心脏病突发,不到70岁辞世,尚有8000多元存款。

    2003年正月,我全家搬进县城。父亲字写得漂亮,我只学了钢笔字;他希望我当老师,可我后来离开了讲台;他不愿意我当什么文秘,可我也当过乡镇秘书,而且干了很多年文秘;他说写文章不沾光,但我依旧保持激情。我和弟弟都不吸烟,除了应酬在家是不喝酒的,很少与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家长里短的交流。他没有虚言假语,对孩子没有强制性说教的。父亲没讲过粗话,不会违心地逢迎,受点委屈没什么,央求人的话则难以磨开面子。他的骨子里也是崇尚文化的,这也许是我们村靳家这一辈儿名字大多带“文”的原因吧。

    我已把父亲的几张照片重新洗了几张,很希望有一幅我父亲少儿时穿行在硝烟中去保定的画,烽火连天里,他曾经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少年。父亲是个农民,早年回乡的光荣证被我保留着,他没有太多的故事,但永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愿父母在天保佑我们兄弟姐妹。

    石头的感慨

    靳文亚

    自2009年迁入新居后,我每天上下班要经过的县城马路边,不时有违规倾倒的建筑垃圾,其中夹带有大块的齐整石头,想必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沉睡地下当跟脚石的。因为现在有了钢筋水泥,因为有了挖掘机,这些石头被彻底地、无情地抛弃。

    从小生活在山区,我老家就在山脚下。你看那些发青的石头,不管愁云惨雾,还是沧海横流,它都默默地生长着,应该也有灵性的啊。那时的村落是石头圈起来的世界,房子的墙、院墙以及包堑、垒门洞都是用石头,偶尔用少许青砖,只做装饰罢了。我们那里的石头呈青灰色,比较坚硬,一个上过北京地质学院的老乡曾告诉我们,那是相对年轻的石头,属于优质的建筑材料。石匠们可以打成料石去垒水渠,更能充分利用每块石头的一个平面垒墙,外边用石灰和沙子混和起来勾抹上。石头因是放上线垒的,故有层面感。有的人家门口则备供歇脚用的笸箩大的条石,据说是早年的“下马石”,结实、光滑、平稳。至今,我们村还有1963年洪水暴发前盖的房子。记忆中,盖房所用的石头,早年有从村西南的界河滩上拣回的鹅卵石,也有里生外熟的墙,即里面是土坯、外面是石头,从安全考虑当然不大科学。有全是石头垒的墙,没有勾抹,正所谓“干插墙,气死龙王”。至于做成石碾子、石槽子、锤布石、砘子、石板,那是另一回事了。

    当时打石头、运石头极其不易。某家盖房,是他们用驴从山上驮了一个冬天的石头,至今我的长辈们忆起谁谁家盖房还能讲起哪块石头舍不得破开,是多少人倒腾到家的。我的少儿时期,学业不甚紧张,玩的时间是充足的,冬春时节常听到“放炮咧,放炮咧”的叫喊声,山边往往有四五处打石头的,属于两个村庄的,一般使用的是火药,也有自家赶制的,这在现在已列为非法的事情。那时,除了搞运动,还不知道靠山吃山。找劳忙的打石头,一般上午10点来钟要吃次贴张,由于生活条件差,宽松人家让吃自家炸的油条、烙的白面饼,条件不好的有吃熟山药的,有吃山药面窝窝头的,送上开水,后来弄点凉菜,好在没有人挑食。打石头不仅要力气,还要有懂眼的、能支配的人,处理哑炮就体现出智慧了,有的甚至选择半天停工。那时打石头,死人、伤人的事每年都有,有经验的打炮眼,能够避免石头外扬的,否则石头飞溅到农家房上,人家要有个说法,石板坏了要承诺尽快更新,赶上不情理的人家,你得听骂,三番五次地赔不是。在当时的农村,所谓的英雄好汉,打石头就是一项体能的检验,扶钎、抡锤、破石、抬石、装车、垒石,都需要气力。有的人家自力更生,用小推车运石头,就属于功夫里磨了;一般的人家,往往先给生产队长说情,队里的大车抽出一两天劳忙,这其中也有个人情面起作用的。后来有了拖拉机,山道儿也修得宽了、平了?!?/p>

   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,石碴厂建了起来,有的人家打石头是专卖大块石,一辆马车只装三几块,大约是建筑用作地基的。我的一个姨在县城居住,她家要包堑,父亲利用算股份的石渣厂,给开山的说好,然后找的拖拉机。如今,姨家还没有被县城规划,依旧是平房独院,那个堑还在。

    我听说过垒石墙,也看过。至于怎么压缝,怎么找平,怎么填槽,怎么掂量,理论有点,实践不多。我的一个本家叔叔,至今还挑头,与六、七个人一起专垒石墙,主要是垒跟脚,出了地皮再垒二、三十公分,不过现在好多人家也实行混凝土浇铸了。我的一个本家弟弟很健谈,说起曾经出门垒堤坝,也当过一回师傅。本村人不服,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那样的活儿,咱们去了都是师傅,绝对干活麻利、老板满意”。言语间流露出一种自豪之情。

    山开得比以前快了,人们建房对石头的需要反而少了。农家翻盖房,也有把小石头往外运的,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在唱主调了。如今,县城的居民拆了旧房,新楼拔地而起,石头反成了麻烦。我的一个亲戚到县城赶庙会来,看到路边那些被遗弃的石头,说:早先儿,一块石头要过多少手啊……

    春夏秋冬,寒来暑往,石头的地位如何,我们不用慨叹,石碴的用处大着呢。只是,城中村的建筑垃圾别这样胡乱地倾倒了。

    筛河石

    靳文亚

    我的家乡紧挨界河滩,那是一条流淌了几千年的季节河,如今已被垃圾和果园侵吞得七零八落。筛河石已成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
    这也是我未能驾轻就熟的农活之一。记忆中的筛河石,是在以生产队为单位时,村民们因为生活所迫,或者是受“三自一包”的影响,也算就地生财,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批过,反对物质刺激时也拿这说事儿。毕竟,农民自由组合,收入大部分归生产队,乡亲们挣提成,与大锅饭是不一样的,那是需要起早贪黑的劳动,需要每一个互助组通力合作的。冬季是筛河石的最佳时期,其他的季节只要农闲了也是可以去筛的。插组是很考验群众基础的,那些干活奸猾的往往需要队长出面说合,才能被吸收进去;年老体弱的,也大多被晒在一边,因为和挣工分不一样了。我的父亲在“三年困难”时期回老家务农,我曾经写过,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,但是却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。在筛河石问题上,他举双手支持,因为他家也缺零花钱儿,但他不参加任何组,而在家“修养”,别人戏谑说是“坐月子”。他写一手不错的字,但多年的胃病成了他拒绝重体力活的最好借口。后来,我知道,那也是顾全大局吧。我的姐姐,小学上的没几年,就因为家庭的贫困,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。冬天,姐姐有时筛河石回到家,中午饭老是不熟,她也嗔怪,招来的往往是父母的训斥。只因为她是我们兄妹们的老大,没有人理解:冬天日短,午饭迟了会影响下午干活的。

    界河滩有分布较广的“铲坑”,即筛河石开挖的坑,有的因为太深或者临近道路而废弃。正在使用的,深的有十来米,往往中间设置一个土坡。那个在下边抡洋镐的壮汉,还要用铁锹连沙子带鹅卵石,准确地扔到上边的第一个接筛人中。人全的话,四五个人,每个人一把筛子,流水作业:先筛土,然后是土筛子,再是零点五的,接下来是一公分的,二公分的……如人少,可分段完成。虽然那时生活困窘,人们还是讲究卫生的,普遍的是脚上有自制的蒙脚布,都有一个粗布包袱抽在胸前,女人头上有围巾,男人头上戴帽子,遮盖沙土,挡风御寒。筛河石要看风向的,有时风无定向,何况这本身就是脏活儿,所以哪个回家都是尘尘土土的。

    上小学五年级时,因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,我们冬季以班为单位筛过河石。说是筛河石,其实不过是拿着筛子打扫人家的战场,利用别人现成的坑铲几下,根本没有长期作业的打算。但现在想起来,开心啊,尤其是劳动告一段落,同学们将几种河石按类别堆放,然后弄成梯形,计算体积有多少,做上属于我们的标记,托付给家长们销售。那不是社会主义劳动大课堂吗?

    邻村东渝河村的筛河石,要穿越我们村。因为两个村历史上有点疙疙瘩瘩,外来买河石的车有不少一早一晚的,平时生产队的大车也运输,是运往县城边西南的陵山坡脚下,等待装火车;村里专有人负责看管和联系运输的事。那时就有偷河石的,东渝河村的尤其对此不满,认定是我村的人捎带脚儿偷卖了,又难以抓住把柄,免不了指桑骂槐。我村有的听了,故意做出幸灾乐祸的样子。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上,你能奈何???

    曾梦想筛出宝贝,但除了圆滚滚的石头就是大大小小的沙子,偶尔筛出件铁器,比如像剑一样的,即使锈迹斑斑,也会给人们带来无限遐想:当年的杨六郎大战辽兵,这里不是传说他一剑扎透了河底吗?在这一亩泉的源头,曾经是金戈铁马、惊天动地啊。我家中现在一把镐柄,就是筛河石弄出来的,估计是1963年洪水冲下被掩埋的,至今仍光滑,很硬实的。我第一次连着几顿吃高粱,就是我姐姐筛河石的收获。我不知道,姐姐他们是怎样羡慕人家用高粱喂牲口的,是怎样感动人家救济不能温饱的山区百姓。因为1963年洪水爆发,我们村有不少旱地。我记得人们利用冬闲起自留地,就是把上边的好土放一边,把下边的河石筛了,然后再平整。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后,村里有几户出了名儿的勤谨,真是“披星戴月”。

    不久,石碴厂建了起来,大型洗石场开了起来,手工的筛河石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,说起筛河石,只是沾上个边儿。现在的农家,有“洋镐”和小推车的日渐少了。我于是庆幸自己筛过河石,有这零零碎碎的回忆。

    村中那片果园儿

    靳文亚

    老家村中那片果园儿,印象里好大、好深,苹果居多,“小国光”有名,另有“黄香蕉”、“红香蕉”,还有酸酸的“红玉”,口感甚差的“握紧”;桃树次之,当时有“五月鲜儿”、“六月白”;其它的如梨、杏就是更零散了。那是上个世纪“文革”前后,我们中学时代的一个乐园。

    那片果园属于村集体,因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条半途而废的火车道土地基从中间通过,果园分为南、北两大块。其中有些名字,我只记得有叫“三角儿地”的。那时上学,没有现在中学生这样神色匆匆,就将所有的贪玩甚至违纪统统都当成了合理。当时,能在大队里打临工的,每天10分,阴天下雨都有,绝对是不错的差使。没注意看护果园的人从什么时候叫齐上班,只知道开始偷“黄香蕉”,我们叫它“谢花儿甜”,那地犹就如鬼子的碉堡,果园的小屋便有了故意的咳嗽声。一间小屋至少两个人,有责任区,吃饭要替换,晚上他们拿着三、四节的大手电神奇地晃悠。果园的四周是围起来的,有的种有花椒树,铁蒺藜网遍布,有的地方还挖了些陷脚坑。学语文涉及过封锁沟,我就会联想到这片果园儿。

    我是在邻村上的初中,两年间经历了反走资派、歌颂黄帅、天安门事件、领袖逝世、粉碎“四人帮”等事件。我们步行上学,每天与这果园擦肩而过,知道哪个地方好钻进去,哪个地方容易撤退,哪个地方的苹果好吃。我因年小不敢冒险,那时充其量只是个协助放风、进去偷摘也战绩不佳者。有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,让一个人佯攻造声势,调虎离山了,大部队开始出手攻击,等看园人反应过来,任他大喊大叫,口出粗话,我们手脚利索,很快逃之夭夭??丛叭擞惺凹袷魃稀胺缏涠钡娜挝?,就是树上落下的果实,需收集起来,要统一弄到大队牲口棚出售的。大凡看园的人,要是只吃,他会给你的,吃个够也没问题,拿几个也不算什么,但往往催促你赶快离开。不过这个规律让我的同伴利用过,有一次他蹑手蹑脚去看小屋里的动静,原来是看园人脱了短裤再捉拿虱子;对方惊呼,我同伴急中生智,答“想吃个苹果”,对方穿上,慷慨相送。不过,一会儿他追赶的偷苹果者,就是我们这一拨儿。

    真正死乞白赖棒槌脾气疯追的是少数,大多只是“吓跑”了事。尤其是夜晚,看园人以少对多,以明对暗,怕外面人暗算,虚张声势瞎咋呼的多。我们曾设计过“陷脚坑”,选择我们撤退的道路,挖一坑,上浮树枝烂叶,盖上土坷垃,可惜看园人没上几次勾,没追上来??丛叭擞胁糠质粲诖謇锉徽展苏?,有的实诚,气一上来死认真,设空城计,抄后路,但我们大多能化险为夷,个个算得上飞毛腿儿。我经历过几次危险,其中一次被迫跳下十来米深的的土堑,好在没蹲坏脚。我最多只能摘回六七个个,有的却能摘十来个甚至二十多个,是充分利用了袖筒、背心。那时也知道果品打过药,用手擦擦就吃,说不清的好食欲。论口味,“香蕉”是上口,有香味;“小国光”好储存,很清口。有时吃不了可以暂时放置在一个隐秘地方,过后看果园的和我们走个对面,好像他抓住了什么把柄,说我们不学好;我们当然提起裤子不认脏,一跑了之。也出现过“被捕”的,小孩眼泪巴叉,大人出来打保票,最后也就宽大处理了。

    小孩吃几个那不是最气人的。后来才知道,社员们偷有专业的,拿小口袋上树,一晚可以往返几趟。便传言村中看青者,翻出某户的小板柜里都是苹果。有一个生产队的牲口棚就与园林一“墙”之隔,晚上,农民要到那里记工,占了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,偷摘苹果什么的就是家常便饭了。

    1977春至1979年7月,我在本公社上的高中,那时尚无远大理想,同学们依旧玩兴不减,过道儿摘人家的枣儿,到果园偷袭了再走。1979年高考后,我的同学有一个是我本家的一个叔,曾在果园看园,我们几个去找他。他正温习功课,准备落榜后再补习。他说:想吃喽你们就过来,我给你们摘好的。次年高考,果园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,他后来当了一个很能干的农民,收入不比我们少。

    我们同学后来没出偷窍犯罪者。因为改革开放,村里的果园被一次次承包,现在已被农户分割占有了,建有住宅的不少,曾经兴旺的果园,苹果树已砍完了,桃树、柿树还有一些。孩子们不再冒险去偷摘了,他们不需要了,也对半生不熟的果子不感兴趣。一晃,30多年过去了,我们当年的同学聚会时还笑谈这些充满惊险和喜剧的故事。

    山药秋

    靳文亚

    我们那里管“山药”叫“shǎiyao”,听起来很土的。三十多年前的秋假感觉很漫长,而山药秋占据了一个多月的时间。

    那时贫穷,劳动是光荣的,劳动人民是可爱的,我们很乐意在社会主义大课堂里锻炼自己。以生产队为单位,收玉米、谷子等与种麦、刨山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。因为旱地多,山药占了接近一半,山药亩产在4000斤上下。我们这些学生,小的十来岁,大的十三四岁,一般由一名年长者带队,在山药秋里主要任务是割山药蔓,每个人背个筐,可选比较嫩的叶子带回家,喂猪,或者人吃。先割的是火秧,等霜降后才是条秧。用手攥着蔓割才是规范,赶上天冷或者山药蔓厚,有时候几个人合作割着往后卷,镰刀不快的话,往往连根拽起。

    一般是前边割蔓,后面刨山药。大人们刨山药的姿势很美,他们不紧不慢,有条不紊,看上去是在享受收获的喜悦。每个人刨两个眼儿,早到头的男人可以抽地头烟。我们那时候很希望能加入这刨山药的行列,也试过,无奈镐太重,三两下就不行了,刨出的山药伤痕累累、丢三落四。比较规范的是:看看山药的长势,前后左右各一镐,而最后一镐要用力,力求将山药全部兜出来。如果有伤耗或丢失,再去寻找,彼此也是互相提醒的。要用劲儿,还有巧劲儿。山药的放法也讲究的,一般是六个眼放一沟儿,摆出来一看像艺术品,齐整、大气。那时的玉米秸秆要烧柴禾的,野兔们蜷伏在隐秘地方,甚至就离我们不远,忽然就撒丫子奔跑;小孩们觉得兔子跑得不快啊,就冲出去,结果不是动物的对手,偶尔逮个小幼兔,又摆弄不熟的。蝈蝈是常见的,大肚子蝈蝈可以烧着吃,不过我没有尝试过。能找到红瓤山药那是很兴奋的,最有乐趣的是烧山药。找个坡坡坎坎,用镰刀挖个土膛儿,先点干草之类,然后再找小木棍,等把里面烧得黑烫后,将寻找到的小块儿山药放进去,埋在火炭中,再用脚狠踹,封死洞口。等晌午时,可以挖开去吃的,糊炭的时候多,半生不熟的,但是吃起来蛮有滋味的,手上、脸上往往带上黑彩。镰刀伤到手脚的事经常有,一般不用简单包扎,有的就是撒上泥土止血,“轻伤不下火线”,没有一个娇里娇气的。

    因为农业学大寨,上边有检查的,我经历过几次中午等着送饭的。生产队常做的是小米红豆饭,外加稀汤,那是可以满足每个人的胃口的。一般是自家送饭,队里指派专人在临近晌午的时候,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收集做好的饭,各家往往用自制的书包盛着,上乘的是白面葱花饼,也有的是夹有山药面的包皮饼,也有小米饭和窝头的。到了地里,风吹土扬,寒气袭人,每家可以凭印象和标记自取的,从没有过误差。于是,以家庭为单位开始了午餐。年老体弱者,是凑合着吃,大家吃后找个背风的地方歇息片刻。大人们语言极其丰富,比如巧妙地运用双关语,有的谜语让人丈二摸不着头脑,一揭晓则让人哈哈大笑。他们互相调侃,有的不堪羞辱,以摔跤、追逐或者扬土表示反击。不时有旋风从山边,也从远处,卷着尘土、柴草、叶子,打着旋儿飞腾,那阵势,好像能把小孩卷上去。赶上吃饭,你是躲避不了的,满嘴的沙尘成为家常便饭。大人便说旋风正转、倒转的讲究,赋予其神话的色彩。鹞子扑棱棱飞过,老鹰在我们头上炫耀着自由滑翔、定点停歇的拿手好戏,野兔不时蹦蹦跳跳地越过沟坎,那都是村里不多见的场景。

    割蔓要负责择山药、装山药的,大人们只在干完活在帮一下手的。队里有两辆马车,火秧是要运到牲口棚或者村中间的一个宽阔地带。晚上,提灯亮起来,几个懂眼的围着山药堆转几遭,和会计估摸个数,然后会计的算盘啪啦啪啦地响,按照人口、出工比例,算出每家应分数。参与分山药的人要记工的,挥动大铁锹的是两个壮劳力,是齐着地皮装,不挑不拣,没亲没后,还有过筛子的一道,那个大筐需要两个人抬,一个人看秤报数,就有猜测是谁谁家,但只有最后一秤报完时,会计才高声揭开谜底的。

    运山药,用的是小推车。我从能推小车后,就参与了运山药的任务,算是我替代父亲和姐姐的力所能及的家务活。那时,我家算最远的。假如在牲口棚分的话,要上三个坡、下一个坡,往返两华里多。我家七口人,算大户,我只推个平车,大约100多斤,弟弟为我把坡,后来和叔伯兄弟合作,谁家的先分出来就突击谁家的。在漆黑的夜晚,有时真的翻车,还要重新装的。最多的年份,应该分到近万斤的。

    山药到家了,大块的拣出来,留着吃玉米粥,留着磨团吃凉粉、灌肠子。擦山药是家庭妇女的长项,有的夜战,将山药洗一洗,有黑丁的要剜掉。晒山药干,首选是自家的石板房,正面、阴面全晒上,有的人家,就用扁担当绳子,有的用废弃的三角带订接上当绳子,绳子断了不稀罕。也寻找山边、河滩地,后来就地擦了均匀一撒。一般三四天就可以拾了,赶上阴天,那要不顾寒冷,不干也要拾回家的,否则一经雨,山药干就有黑斑甚至发霉的。拾到家中,有的还需要在炕席上晾晒的,直到装进麻袋或者玉米秸圈子,才算歇口气的,来年的生活似乎可以对付过去了?!   ?/p>

    也有个别队,感觉哪块地长势不好,其他活儿也棘手,便刨得马马虎虎,甚至动用牲口用犁杖耕,虽后面有捡的,明铺暗盖的,与“颗粒归仓”要求相差甚远了。队里的山药地要耕一耕的,小孩们在后边拾山药,那也是队里的。只有等村里都耕过了,才用大喇叭告知,允许人们去撅山药。有的半天能撅一筐头,多的一冬能撅上千斤,主要是喂猪。

    我们直到秋假后开学,山药还没有刨完,条秧还等着呢。条秧是在地里分,长得好的块大,不好的毛毛根多。每家都有山药窖,深三丈多,有供上下的脚蹬儿。如果是盖得严实的,需要点燃柴禾扔进去,到了底仍着火说明平安,否则用绳子绑个草帽什么的往上兜风。因为贸然下窖致死的事不是偶然。清窖,是将窖底的淤泥、柴屑等抻上来,膛儿要见新茬,最后往里泼水。好多人家在离地约两米的地方弄个二膛儿,主要是存放冬天吃的大块山药,吃粥时放或者烀着吃。

    我在生产队劳动,每天挣2分,等年终结算时,一个工值不到5角钱,算起来我一天挣1角钱,当时不计报酬的,也没有那心计,所以心情很畅快的。那些年,在保定居住的大姑回来,只要不是夏天,我们总要让她带走一些山药。冬天,围着个火炉子,盖上火盖儿,用个旧洗脸盆,扣上一圈山药,捂严实点,山药不糊,香气弥漫,比现在大街上卖的烤红薯好吃。

    作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的过渡,曾经把要收获的山药地,分出地垄,承包给农户刨。队里有专门检查的,用铁锹撅一撅,讲明不合格的返工,最后皆大欢喜,又集中到队里分配。到上世纪末,老家的旱地比例很少了,山药基本退出了种植,山药窖陆续被填埋了。山药秋没有了,就连麦秋也淡化了,山药成了农家的稀罕物。我在入冬后喜欢吃山药玉米粥,每当看到妻子买回三几块红薯,我就脑海中浮现出“那时”刨不完的山药,家家成堆的山药,窖里取之不尽的山药……

    地下化

    靳文亚

    我们村管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解放军就着土堑建造的窑洞叫“地下化”,邻村东渝河村的则称呼他们那里的窑洞叫“建沟”。如今,我们村只剩下两孔窑洞了,已经被高大的民屋所掩藏了。

    现在才知道,那是特定时期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、备战备荒、反修防修的建筑。1969年,黑龙江省虎林市只有0。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出了英雄孙玉国,以及新疆铁列克提边防站中苏冲突,前苏联的核讹诈,怎么能让第一代领导人在民族尊严面前,听命于霸权主义呢?防核的地下设施就这样应用而生。我们村的地下化,位于东、西渝河之间的深沟中,两边是三、四层楼高的土堑,那曾经是人们步行到县城的抄近小路。是1969年还是1970年,那需要找人核实的,反正我家刚搬到村北,是最把北边的一户。房屋后边是山坡,拉石头的大车从我家屋后二十来米处经过。军队的马车是不同于生产队的,一个驾辕,两个拉梢,高高大大、油油亮亮、欢欢实实,真是膘肥体壮。有一天,这些马居然就在我家屋后让赶车的丢面子,任凭怎么抽打,它们就是不走了。最后还是车把式妥协了,允许马们歇息一大会儿,才连打带哄地上路。拉的石头就是建地下化。好多年,我都诧异为什么马当时不听使唤呢?有的说是马眼净,那里不是坟丘吗?想必是看到了什么。我跟随那些马车,到达目的地,见到发楦的民工,土堑下已存在着还没有砌石的圆形土洞子。有的三间相通,和我们的住房相似。从我村机井已经在焊接地下管道,由高到低输送,是没有问题的。

    初冬的一天上午,地下化周围戒严,但我们村当间那一片儿地势高,就如长城的垛口一样,我们可以利用农户的“瞭望孔”。只见十几辆吉普车、小轿车缓缓驶来,不知道为什么,这些车在平整好的闲地里没有规律地转,看得我们眼花缭乱??旖写笕死?,大人说是把你们都转迷糊了,让别人分不清哪个车里坐的最大官儿啊。我们半信半疑。大人让我们结束这样的偷窥,因为不久前就有武斗的子弹打到过我经历的石堑上,人家不让看为什么还偷着看呢?后来,有人说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来的,有的说是更大的官儿。

    我们村的地下化标志性建筑,是被叫做“二十洞子”的,当地那个“十”发成“赊”的音。这个建筑位于沟的南面,是靠近大队的果园用明挖法建造的,整体坐南朝北,门口处就像平时的窑洞一样,进去后发现是南北向的走廊式,东、西各10个洞子。从外面看,稍稍高出地面的,像二层楼,其实二层是走廊部分的突出,两边安装了玻璃,为了是采光、通风。这里刚开放时,我们都去玩,最惊奇的是里面有医院,还为村民免费看病。曾经为我县郎村妇女张秋菊成功摘除90斤特大肿瘤的先进卫生科,也曾在我村巡回免费看病,留下不少让人感恩的故事。那时农村的姑娘以穿上一件军上衣为骄傲,军队为我们放电影、表演乒乓球,也和农民队打篮球,为学生做报告。我上学后,印象最深的,是本村的初中女生义务为解放军叔叔洗衣服,对忘记掏光口袋的,钱物都一点不差,学校对此提出表扬?!?/p>

    地下化的军人开的是嘎斯车,我后来才知道这确切的叫法。遥想当年,小孩们结伴到马路边,过来一辆汽车都欢呼雀跃,真的走近还是在我们村的地下化,才第一次零距离地感受汽车的神奇。先是跟着大点的孩子去玩,见了穿军装的就喊“解放军叔叔好”,我们看军人卸下轮胎,如何地修理,并留心他们遗弃的海绵、小锯,拿回家真当宝贝。我平生第一次坐车,也是和大人们到地下化,或许早有人说好了,或许是军民一家亲的氛围,司机好像还等等齐儿,招呼大家上车,并嘱咐扶好、坐好。车厢里是空的,一下子坐上十几个赶集的人,我们有几个是夹在中间,好几次随着惯性前仆后仰?!?/p>

    其实我们附近村子也建有地下化。我们晚上去过石井、东渝河、韩庄的地下化看过电影,如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地道战》。我第一次看电视,也是在邻村的地下化看的,后来才知道那是三十八军英雄的部队,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的松骨峰战斗事迹就出自该师。

    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久,对我村的地下化来说是一个拐点,部队分批次撤走,直到地下化被荒芜。东渝河、石井的地下化建起了炸药厂,我们村的成了小孩打弹弓、捉迷藏的乐园。那时玻璃的用处还不大,二十洞子的玻璃首先被砸掉,窑洞成了农居,成了争相拆毁的“林彪建筑”。至今,可以看到一些农家的院墙用的带着水泥、几块砖分不开的,很可能就是当年拆毁地下化的证据了。1975年,我到邻村东渝河上初中,曾因校舍紧张原因,到他们村的地下化上学,一个班占三孔窑,讲课时就集中起来,一孔里又占不下,真的很不方便,但我见识了东渝河村地下化的宏伟:绵延在深沟中,加拿大杨茁壮茂盛,其中一个叫“大车间”的建筑最有品位。那真是一个大车间,可以把车吊起来修理,半个篮球场那么大,比两层楼要高的。老师们穿着朴素,不像现在讲捯饬捯饬,化学老师的褂子就有因为实验留下的十多个窟窿。当年这些沿沟式建筑没有出现垮塌,质量是没有问题的。人们后来利用的,不过是稀罕那些砖罢了。

    本村一女子,现在也四十多岁了,她曾出嫁前希望找到当年那个漂亮的女兵,因为女兵在我们村地下化时,为时年七、八岁的她治病,给她买过衣服,到她家来过几次。没有找到是遗憾的,也是预料之中的。我的一个本家爷爷八十多岁了,紧挨着窑洞住,去年因为房屋翻盖,全家住在窑洞中,无形中起到了?;さ淖饔?,那是我村地下化唯一的见证了。古人说“上古穴居而野处”,窑洞不是延安时期才有的,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都有?!拔母铩笔逼诘摹暗叵禄?,固然有浓烈的政治色彩,但在核讹诈背景下,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不畏强暴的历史记忆。

    农家之晨

    靳文亚

    我写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家农村,与现在不一样的一个个清晨。

    挑水是需要时间的,那是早晨最常见的活儿。我记事后,村里已经使用机井,村南的辘轳井偶尔会接短儿用一用的?;?,曾经让当时的人们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。我们村有两口井,一口在村当间,一口在我们北头,就是传说渝河的水桶掉下去,可以到一亩泉去打捞的那口井。我有幸吃这口井的水,曾经在井边听到脚下轰轰响的地下流水声。那是一个近似方形的石砌水泥浇筑水池子,上边有可以进去的方口,平时遮盖着,往往不严实,里面进尘土、树叶是常事。南侧是三、两个水嘴儿,西边是浇地的水道,在六、七米远外的石堑涌出,形成不大的瀑布,曾有人在此实验水利发电。因为与学校一墙之隔,早晨的铁桶碰撞声就司空见惯了。我开始挑半桶,知道了怎么排队,你或者机械地不断移动两只桶,或者记清楚你前边的人是谁。如果是冬天,路上有冰的,尤其是挑水溅出的两个印迹,是孩子们滑冰的乐园。我挑一次水,往返得一里地,开始歇两次,后来不歇则要换两次肩。那里是人们闲聊的好去处,有的交流村外的大事,有的则围绕不多的媳妇说些开玩笑的话。我父亲挑水,要用上一只黄色的很厚重的桶,大约多盛半桶水的,据说那是三十年代的德国造。对于要去干活的人来说,每个早晨也就是挑两、三次水的。人要饮用,关键是家家养猪,那是需要很大的消耗。

    推土也是人来人往的。我们村子地势高,推土都要上下坡的。土场就是村子四围的土堑,那是一年里因为挖刨和雨水等不断坍塌的,推了土又成了新的宅基。其中和东于河村交接的地方,每天的早晨,都要聚集一批推土的人。人虽多,但彼此没有妨碍,甚至两家可以共用铁锹。小推车是每家都有的,推车的人肩上有袢,在家的孩子或者需要别人的帮助上坡,有的孩子就在坡跟儿等着,谁家的车子来了就上手,算是学习雷锋做好事了。那里的堑有现在的三、四层楼高,伤人的事不是个例,到了八十年代我在东于河村任教时,仍然有该村两个上中学的男生因为推土都被砸死了。我们家搬到北头,一面临的是较矮的堑,有时干脆就偷着挖柿子树下的土。我和弟弟最初因为也要上坡,没少倒过而重新装车的。直到我也在队上去挣公分,父亲不止一次地和我讲推土的重要性,我才明白,每家的猪圈,那是和队里有约定的,每月一圈粪,起粪前后要有专人测量的,不够的话按比例扣分的。而我去生产队一天,才区区的2分。人们推土,不只是为了垫圈的,还有工分的保证。如果是孩子的话,父母并不认可他们在大空儿去推土的,一来体力不支,主要是危险,不如早晨人多有心理安慰,毕竟人们可以互相提醒照应啊。

    同样用小推车的,是推粪,是往自留地里推。尽管自留地被非议颇多,但我们村没有全部割掉这个“尾巴”的。冬天泼青,夏天为玉米追肥,秋天为了种小麦,都需要推粪。那时农家有尿臊窝子,就是人尿、草木灰什么的倒在上边攒粪,圈里的是队上的,也是肥力差的。推粪,是小空儿的活,早晨最好。但因为路途远,比如我家到村南口保涞路,就要一里多,再往田间走还得多半里,去时要上一个坡、下三个坡。因为雨水冲刷,村里的路经常是坑坑洼洼,难免中途车倒的。我没有推过粪,但知道追肥,车子推到玉米地,玉米到膝盖高,用铁锹把粪均匀的铲到苗周围。实行联产责任制后,我和弟弟曾经借邻居的小拉车,在当时算比较先进的工具了,往三里外的田里运,真叫费傻劲!后来有的人家用上了牲口,但牲口也使性子,赶上尥蹶子,满街筒子惊跑,人们躲闪不及那就倒霉了。

    女人们的活儿也不少的。侍候孩子、喂猪,还要抽时间推碾子、纺线、织布。村里一片儿有个碾子,有的在人家里,有的在街道旁边,往往一天的忙碌。早晨,推碾子的也要排队,主要碾玉米,也碾小麦、谷类。其实那时已经有了加工厂,收费是象征性的,但农家好多年说自己碾的好吃,经济拮据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我的母亲晚年就多次提及,当时她如何带着我和弟弟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,一样地去推碾子。我记事后,没少帮助别人推碾子,以为短期的劳动是很有意思的游戏。女孩们除了做打草、挑水等活儿,还要瞅空儿学拃碱、搋面、搓绳、纺线、织布等,这些活儿不行的话,找婆婆要让人褒贬的。

    那时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早早戴着眼镜了,但为了生活,春天找榆钱、扒钻天杨叶,练就了上树的本领,那都是农家餐桌上的野菜。弄柴禾也是大小人的通活儿,夏天晒柴禾、秋天用耙子耧柴禾、冬天上山坡耪草盘儿。有时,村里放大喇叭,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”,我从中知道了越南打击美国侵略者的业绩,也知道了不少本国政要的名字。黎鸡在椿树、槐树上尽情地叫着,总要传来臭咕咕的低鸣声,但直到现在,我老家的石榴树上连续几年成为臭咕咕的家园,我才目睹它的尊容:比鸽子小,灰色,其貌不扬,却歌喉低沉悠远……

    哦,仿佛昨天的农家之晨!

    乡人王金锁

    靳文亚

    他是我的老乡,大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,16岁患伤寒,落下腿疾,个子也就一米五左右,靠拄着双拐出入。一生未娶,2010年3月去世,也有村人叫他“罗锅儿锁”。

    我知道这个人的存在,是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跑着玩,经??吹酱蠖硬磕媳咭涣锒饣氖飞?,混在老人们中间的,有一个竖着拐棍、脸色有些灰暗、腰板很生硬的人,他就是残疾人王金锁。不知道当时,他看到我们撒欢似地奔跑,是否怀念自己的健康时代。我1984年夏天进入石井中学任教后,发现同事刘春福、王贤等人,说的“老王”就是王金锁,学校东侧用废旧汽车棚儿改装的修理间,电视、钟表、手表、收音机、录音机等电器都可以修理。第一次走进去,发现里面有些杂乱,不大的空间要摆上桌子、床和简易吃饭的地方。当时,他的妹妹也来送饭,更多的时候,早晚应该是凑合着吃的。我的师范同学吴宝君,当时也在这个学校任教,我们不断的请教、结实外来的文友,比如王各庄村的王登科。原来,王金锁也爱好文学。吴宝君、赵新士、我和王金锁联名呼吁成立满城县文联的信,很快在保定市报发表,我不久又在该报发表了《再次呼吁成立满城县文联》。

    很快,知道了王金锁有一定的文学功底,在村医疗站呆过,在本村文艺宣传队干过提词儿的差事,给附近的剧团写过剧本,会的样数不少。他的口头文学,也许是更吸引人的,从风花雪月,到离异反目,从暴发户的修养,到老实农民的诉求,等等,他说得头头是道、有板有眼,都可以是独立成章的精彩故事。而这,正是我缺乏的,他等于帮我开启了认识乡村的一扇窗子。

    我1987年8月调入东渝河学校后,那时县文联已经成立,城乡文学艺术创作如火如荼,本县文友也加强了联系,文学社团如雨后出笋。他家是发媗的门洞,屋门还有闩,院子里有一片旺盛的竹子,春天里的石榴树也满是火红的花。那时,他家去人不少。王金锁倡议,我们村的几个文学爱好者共同成立了伏流文学社,并油印了多期《乡土》小报。我担任的是刻印任务。他显然要考虑过日子挣钱,尤其是动了大手术后,花掉了大部积蓄,于是在石井村卖过鲜奶,在本村道边盖起了门脸。后者是很有眼光的投资,尽管当时他真的没有钱了,甚至曾经借我50元应付而日后一直称谢。这个门脸,主要是理发,王金锁在那里居住,兼顾以前的修理营生,那里也是人们闲聊的好去处。先是自己改装了一辆脚蹬三轮车。但进村、出门,是需要有人照顾的,他的小妹花枝、同学杨玉福和我,都曾经或步行、或骑车子,协助他走过坡坎,到过保定的教堂,去过外乡修理电视。他曾骑着这辆车子在县里的一个福利厂上班,干的是技术活儿,也曾在县外开摊修理电器,但挣钱不乐观,无奈退回到老家。他的母亲,一直起早贪黑地出入地里干活,在家照顾儿子的饮食,虽然腰有些驼了,但比同龄的老年妇女们要健康得多。

    我尽可能给与他帮助。我的父亲办的是退职,每月给的生活费不多,但很多年里可以报销三分之二的药费。很好操作的是,我们村头的诊所那椭圆形章也行。王金锁长年吃药,我给他报了一些,但忘记了从哪年起叫停了这种优惠,我没有报销的票据至今还保留着。后来,他买了一辆几近报废的车算代步,烧柴油,但上长坡时需要推一下。毕竟是进步了,他拉着我们去协义村找一个同样残疾的文友,拉着人到县城看电器,也很风光的。他最后的车是柴油小三轮,比较机动灵活的。在秋风瑟瑟的某天,他用这辆车拉着我,竟然去了易县,看了看有些破旧的荆轲塔,并希望去更远的地方多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在我搬入新居后,他也是开着这辆车,拉着本村的一个同学,来我家“上庙”,那种精神很可贵的。

    我写了一些关于乡土的东西,是受王金锁影响的。在我看来,他的脑子里有无数的乡村故事,稍加整理就能发表的。他写过乡村的小戏本,加上接触面广,谈吐带点文气,天干地支、阴阳八卦、婚丧嫁娶等,都能插言,下棋的水平也属乡间上乘。2008年前后,他应我之约,也是响应我县编辑出书的征稿,写了一组民俗散文。我为他打印了,觉得很有价值,他的作品也不断编入一些集子里。

    对于生命,他体验过常人没有过的痛苦,从没奢望要长命百岁,只是以他的父亲寿命的五十几岁为参照。前年春天,我去县医院看望他,他说这次是挺不过去了,太发憋,但心里是清楚的。没想到,几天后,老家打来电话,说王金锁去世了。他的寿命超过了他的父亲,但没到花甲之年。村里人都说,王金锁喝的好茶、抽的是好烟,别看腿脚不服使,但没有冤枉那张嘴。也有关于他的情爱传说,我觉得他和所有人一样,有爱的权利,有正常的欲望,同样可有自己的感情世界。

    逮鱼

    靳文亚

    读小学语文中的《小英雄雨来》,看影视中小孩子扎猛子就捉上条斤数重的鱼,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家乡河滩上曾经舒缓、清澈的流水,流水中不多不大但灵巧活泼的鱼儿……

    我们那里管河滩叫河套,管逮鱼叫“děī”鱼,鱼是发不出二音的,念出来很土。老辈子人讲,我们村西南的河滩,就是宋朝杨六郎大战辽兵扎透河底的地方。我们问:那得是怎么厉害的剑啊,过去的水也这么小吗?没有人告诉我们是什么特殊武器,但给我们描绘的,时而波光粼粼,时而浪花飞溅,像遥远的大海。这样的河滩,本来不是神秘的,因为随着秋风的瑟瑟、寒流的侵袭,河流也逐渐干涸,满河床的鱼被子下面,或许有奄奄一息的小鱼。当来年的春天吹过许久,我们盼望的河水迟迟不到,原来是夏季遇到大雨才能有河水的。大人们指着河滩,淡然地说:草籽会变鱼的,水一来,就有鱼。我们对此半信半疑,也曾经想验证,把很多的草籽种在泥坑中,渴望着有一天,一群欢蹦乱跳的鱼儿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大人们还给我们讲述1963年的洪水暴发,冲下来的鱼有几十斤呢。

    从七、八岁起,当炎热的夏天来临,我就跟着大点的伙伴往河套逮鱼,因为沿岸有不少洗衣服的妇女和水性好的男人,哪里是危险地带也早相互传说。说是逮鱼,不过是拿个罐头瓶或铁罐儿,弄几条四、五拃的小鱼蛆儿,有时连蝌蚪和鱼都分不清。我们叫上名儿的有白条、泥鳅、嘎牙(音)、鲶鱼。我因为是在村里壕坑学的“游泳”,生性也不是勇敢,所以不去河套的深坑抓鱼,我只能是观者,是跑龙套的角色。能够参与的,是用手或者铁锹,截住不大的水流,让一个筛河石的铲坑加速渗透,看准时机再下去用筛子抄。等水后退的时候,也是鱼的灾难,大小的铲坑,尤其是大清早,肯定有人来巡视、捕鱼的。有时,冲下来的就是人家养鱼场的,一条鱼三、两斤的不新鲜。

    曾经和堂弟晚上去三里之外的邻村看电影,归来时又转到了河套,我竟发现一条二斤来重的鲫鱼在没不了脚面的河床上扑腾。借着月光,我用手搂不住,只好拿起鹅卵石,将鱼砸懵,鱼鳃滑坡了我的手指,但不感觉疼痛。

    我结婚后,住在村南,紧挨着保涞路。我半夜三更去逮鱼,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我不带手电,骑自行车去,一般是下一点、两点,除了偶尔马路上经过的汽车,就是河水的哗哗声,秋天也有时大时小的风声。我带着一只小塑料桶,印象中都有皎洁的月亮照明。主要是选择水退后的深坑,里面有水不能下去,就翻坑边入水处的鹅卵石,那下面有泥鳅的。如果是鲫鱼,它会因为水少而打架儿的。有一次,那很兴奋,整个坑里的水降到了一笸箩大小,而且还在极速的渗透。大的有一斤,弄回来有好几斤,算是最大一次的收获,平时弄个半斤就算沾沾自喜了。有回,我在水头忙乎,一个黑影由远而近,我不理会,对方警觉地问是谁。原来是一个村的,他事后说当时奓着胆子,头发都竖起来了。

    鬼是没有的,妖怪也是没有的,我们一直提防毒水蛇,但我一直没亲眼见过大人们说的这动物。王八咬住人不放嘴,也是需要小心的,我看到过捕获的,但不是出于爱护动物,而是迷信,好多大人不让自家的孩子领回王八。

    1998年的夏天,河滩上忽然涌起了洪水,大有冲进我们村子的征兆。当水势稳定下来后,人们纷纷去看水,其中就有捞到大鱼的收获。后来,我带着几岁的儿子,去河边玩水,可惜它不敢游泳。那是他看到的家乡河滩最近的一次水,是清冽的,有各种鱼儿的。

    这些年,已很少看到泛着粼光的河流了,河滩里一汪浅浅的水或能激起往昔生活的涟漪。我的那些逮鱼的经历,假如在水乡,那算什么呢?

    队里的牲口棚

    靳文亚

    如今,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,原先生产队的牲口棚很难看到了。我前阵儿回老家,看到本村一户人家正盖简易房,那是一个生产队牲口棚的旧址,已没有什么原貌的影子了。我老家斜对过,是本村9队的牲口棚,现在住着一户殷实的农家,只是房后由于考虑方正的原因,甩下的那一段残墙,好像坚持着往昔岁月的述说。

    我在生产队解体前,参加过集体的劳动,但干的是少先队员或半劳力的事,不记得公分有过什么调整。那时候,生产队是温暖的,在我们的心目中也是强大的,每个队100多口人,村外有打谷场,村内有仓库,最有人气的就是牲口棚。

    牲口棚其实盖得很将就。当时都建在村外,但随着村子规模的扩大,有的成为村边或被人家包围了。我村盖房,过去讲究石板房,牲口棚则一律为低矮的平房,房高也就两米上下,有的门口,高个的要低下头才能进入。墙一般是厚笨的,少见大块的石头,但外面要用沙灰勾上的;椽、檩就地取材的多,粗的少,加工也粗糙,有的甚至还在墙外露着一截儿;用苇子编芭的是奢侈,多是利用当地的谷子秸、高粱杆;房顶就是用白灰和着花秸(小麦打场后比较细软的部分),表面要轧光,加上每年的修缮,能够经受风霜雪雨的侵蚀。这样的房要比农户的窄小,所留的窗户也是很糊弄的;有院墙,门口一般是比农家长的栅栏,用枣树枝、酸枣树、花椒树等绑扎而成。往往不是长远的规划,有“力量”了就接着盖,所以有的不能相通,有的可能拐弯了,以北房为主,东房、西房、南房随着排,既不是标准的四合院样式,也不见北方农户的风水传承。

    牲口棚也算要地。大小的牲口、车辆,部分的饲料,成为了生产队最大的固定资产了。我们村12个小队,一般每队两到三辆大车,都有专人负责饲养照料的,一般是相对年龄大点的可靠的男社员,晚上一定要住下来的,因为需要看护,需要加夜草,出粪垫土、打扫棚舍,整理鬃毛,修剪踢甲等等。有电灯,但晚上十点多后才来电呢,提灯是必备的。我们队的牲口棚在村南,当时饲养员是距我家很近的一个乡亲辈儿的长者,据说他丈量过,从他家到牲口棚一里多地,穿越整个村子。

    而离我们最近的牲口棚,却是9队的。饲养员是位单身的老人,据说会捉鬼拿妖,曾有几个生动有效的事例。每天,我都要从这个牲口棚经过,最盼望的是秋天里,削玉米秸的推着小车回来。一般是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劳力,后来都带点承包的性质。他们夏天负责割草,秋天就把地里那些快要成熟的玉米上边的部分砍掉,把没长玉米的空棵砍掉,也常把弱小的玉米连根削来。那时,玉米多用的是农家肥,种子也不像现在这样优质,于是,我们叫“甜柄”,后面的字读轻音,那是比现在的甘蔗不在话下的。我们要讨好大人的,抽多了人家不允许的,即使十来棵,也要把上边的部分当场削掉留下的。小伙伴们,总结过到底什么颜色的最甜,什么样的带酸味,什么样的里面发干。我发现,大人也早捆好了,一定是拿回家哄孩子的。斗私批修的话,那也算是自私吧。

    秋天里,牲口棚还断不了分山药,晚上点着提灯,社员们分享着收获的喜悦。牲口棚里还有山药窖,把条秧山药放一些留作明年的种子。

    冬天,农家都舍不得烧煤,煤真的奇缺。我们村的一个董姓干部,曾是县煤建的一个负责人,能为老乡批三、五百斤煤,就让乡邻记好一辈子。往往是大冷的天,天寒地冻,才生煤火,过不了正月就止了火。柴禾也是重要的生存资源,山边、山上、河滩、地里、村边,被人们地毯式搜寻。但是,队里的牲口棚可以一个冬天保证睡觉的炕烫烫的,因为有可以沤炕的烂柴禾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,牲口棚冒烟的窑洞就飘起阵阵的烟雾。那时,院子里堆着高高的干草(谷子秸),还要储存一定量的“羊草”。呼啦啦的麻雀一落就成百只,那里是扣麻雀或者晚上掏麻雀的好去处,但没有一定的关系,是不能随便进去的。

    其实,饲养员睡的地方,是一间通铺的土坯炕??簧嫌形?,都有臭虫、跳蚤,混杂着人的脑油味和烟袋锅子味、牲口粪便味,但仍有不少人,包括年轻的小伙子,愿意到那里去玩,去歇脚。炒的料豆,多的是玉米,八成火熟,吃起来很香的。有的队,晚上记工也在牲口棚,这样,牲口棚成了社员们的夜晚俱乐部了。

    来年的春天,牲口棚里要清理、收拾山药炕,放置、撒土、盖帘、放风、加温,栽山药时,就在这里拔秧子。留作种子的玉米,有时也在那里摩挲,棒子核算是对劳动的格外奖赏。

    看过生产队新添的小驴驹子、活泼乱跳的马驹子,也看过生产队宰杀牲口的无奈和矛盾。对于老弱病残的牲口,据说上级不允许宰杀,那就有个变通了,比如制造一个意外事故。我见过9队牲口棚宰杀一匹马,马被捆扎起来,它木然,一会儿老泪纵横,是感叹人类卸磨杀驴,还是哀惋如此结束暮年或病体呢?

   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牲口棚里有了拖拉机,起初是8马力,后来是12 马力的,早晚便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。有的生产队利用牲口棚搞起副业,比如兴起了染坊、粉坊。随着生产队的解体,库房的东西全部卖完了,打谷场没有了,牲口棚也成为农户建宅的选择,或花钱,或强占。残存的,也是农户占着,住人,也放柴禾,不久便被淹没在农家的土木建筑中。听说,后来大过年的,有打扛分扑克赌博的,偷偷钻进牲口棚,冷风寒气的,输赢也不大,主要是怕公安的抓到被???,算是最后的利用牲口棚了

    我听到过喇叭里广播就火的紧急“通知”,印象中,打谷场着火,尽管成为一片火海,大家还“奋不顾身”地去挽回损失,但牲口棚着火的几率很小。曾经,我们这个生产队都是利用柿子树等承包款,为社员垫交“六费”,直到2011年底,我们几次接到通知,愉快地回老家去领队里分的钱,多时过千元的。当最后的一次,大家说小队从此没有了,我这个已经30多年非农业户口的人员,竟也有几许怅然。我怀念曾经的生产队,怀念曾经的牲口棚,不是因为那时的富有。它不是文物,不是特色建筑,只是一定时期民俗的活化石,曾经带给我们关于集体的温馨回忆。

    大白菜情结

    靳文亚

    去年入冬以来,从电视上看到山东省不少地方大白菜滞销,有的白菜烂在地里,农民收不回本儿钱,真感到可惜。前阵儿回老家,头次发现村里也有外来卖大白菜的,开着农用三轮车,吆喝的声儿挺高,显然不是抢手:上前褒贬的不少,真买的不多,即使买也是挑选几棵。

    大白菜,曾经是家乡冬季的主菜,那时谁家不储存些呢?

    我小时候,听大人讲:很久很久以前,山药从某个国家传入,其实就算一种药材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,就把某敌对国作为毒害者,“他们”妄想让我们病病殃殃、断子绝孙。没有想到,白菜正好解山药的毒。这个说法有待核实,但白菜的神奇功能却在我们心中得到了强化,难怪乡亲们对白菜情有独钟。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前,我们那里单靠生产队分的白菜,农户难以熬过漫长的冬天。老乡们好赶邻县的吴村集,有时买回的竟是白菜叶子,那应该图了便宜吧。白菜的吃法也发挥到极致:老菜叶、没有心儿的晒成干菜,留待来年的春天食用;剥下来的,有选择地喂猪、喂鸡。平时,炒白菜、熬白菜、凉拌白菜、菜团子、菜粥,生杀着吃,白菜疙瘩也格外腌制起来,白菜馅儿饺子、粉条炖肉白菜汤是上品了,那时红白事餐桌上,就有一道“凉白菜”,现在勉强保留下来的,就是做汤了,白菜已经上不了宴席了。

    生产队种白菜,我只知道菜园子在哪里,但没有实际出过这工。但我经历了农户种白菜???,利用村边的园子地,保涞路北侧有,路南也有,因平均分配土地,人口少的只是那么窄窄的一溜儿?!巴贩懿范恕?,那时常阴雨潮热,要锄草、运肥、刨地、耧平,一般就着雨后地湿,否则还需用水泼泼。选择的种子多是“小白口”和“青麻叶”,以后者为主。为了均匀,要把种子和上沙土,深为一指左右,撒出趟儿来,还留出部分种子当预备队,再可着地撒些,以便到时候分批次吃。蝲蛄药得准备,如果种上后偏巧下雨了,就可能被拍死,想办法补种,否则出得苗稀稀拉拉,留着不够苗、毁了又可惜。等出苗后,间苗也是细致活,先是“拨”,把密的地方往疏里间,以不妨碍暂时的生长为原则,这样可以早早地吃上小白菜了。有经验的人,下次拔哪棵、怎么定苗,都心中有数;我起初就外行,拔来拔去,最后的结果是中间去一棵显得稀,不去又影响白菜正常生长,造成稀密不均。有了虫子,可以用“六六粉”,一般是手工捉拿,那可需要耐心细致的啊。

    农家说栽的白菜旺实,故我们要移栽。往往是利用土炕那么大的地育苗,“大块”的地已经收获一茬庄稼了。栽白菜时,邻居、亲戚间互助,大人小孩都能排上用场。这边,小心地铲下来,最好带着泥土,轻放在准备好的筐或筛子上。那边,有的用瓜铲挖个小坑,橫竖力求成线,每棵放好后就势埋实,以白菜心儿与地表平行最好,如果深了不发苗,浅了不容易存活。有的挑水,拿着瓢小心地顺着白菜冲心儿。水是将就的,河渠里有水那是万幸,更多的时候,要去村边的大濠去挑。因为经常有在濠里洗小孩褯子的,书面上也长绿藻,所以那水发点黄。为了防止水的外溢,可以在水桶上放一两篇蓖麻叶。一连几天要这样重复浇的,懒的每天一次,勤谨的是早晚各一次,甚至在阳光强烈的中午,还为白菜盖上一些树枝遮凉。曾听说一农户,留好的白菜横平竖直,原来是用绳子抻着,上小学的孩子利用所学知识计算后划印设坑。白菜要扎根,锄地要跟上,地要保持疏松,清除杂草,防止蚂蚱、蛐蛐糟害,遇到心儿被虫子咬掉的要及时补种。大家不时到周边的地里看看,不说观摩学习,但互相提醒是常事。

    后来,发展到直接种白菜了。先是豆角地,闲下来坐等种白菜,或早春种的玉米熟了,有的也在玉米地里间作。我种过“小白口”,棵小,发团,叶白,成熟早,拔了正好给“青麻叶”腾地方。白菜一般要浇三次水,早了烂根,有道是“不怕一水晚,就怕二水跟不上”。第一次浇,得抓化肥的,比如尿素、二胺。人们第一次浇地也凑齐儿,也许昨天机井无人问津,今天有人浇了,就引来一群带着铁钎的人。停电没有规律,人们也习以为常,就在机井旁、地头边拉家常、侃大山。在白菜收获前半个月左右,要用谷秸或山药蔓绑一绑,这样有助于长心儿,收获时也少糟蹋。那时,谁家的长势好,就成为大家称赞的话题,有的白菜确实立上个小孩能撑住的。

    立冬起白菜。农家一般往后拖,好像给白菜使劲长心儿的机会。听天气预报,看看天要降雪,小推车,后来是小拉车、农用三轮车、拖拉机,不约而同地往返于田地和村庄之间。起初,人们用手拧,白菜往往根部带土,后来才舍得用镰刀。有一年,别人捎了信儿,但我没当事儿,傍晚仓促地起下,以为一棵挨一棵地攒起,围圈儿用土堆上就没事的。结果当晚天寒地冻、大雪飘舞,次日再去,大部冻伤,惨不忍睹。

    我们村里,当时不少人家有菜窖,是专门储存白菜的,也叫地窨子。没有菜窖的,就先把白菜放在阴凉处,四周用玉米秸围起来,等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,再把白菜移到相对上阳的地方,上面盖上塑料布,既防寒,又减少鸡的闹腾。过一段时间,选择晴好的天,要晒白菜,老帮子会脱落,看看有没有伤热,有的是不是冻到心儿了。实在不能用的,有的当垃圾推出去,有的则放一边,等干了喂羊。春节是一个时间的拐点,白菜也一样的灵性,它感受到春的气息,就要生长,悄悄地孕育新的“娃娃”,吃起来就有些发“柴”了。

    我在搬入县城后,大半的冬季是有亲戚送来白菜。至今,我没因现在新鲜菜的增多而排斥白菜。我也疑惑,为什么自家的高压锅,做不出老家红白事的粉条豆腐猪肉白菜大锅熬的滋味呢?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事实,但我相信大白菜是不该消失的。它曾伴随我们走过多少岁月,怎么会被寻常百姓家弃用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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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时宜变化智慧

    关于短篇叙事散文《靳文亚散文一组》的编辑点评:

    娓娓道来的虽然都是一些陈年往事,但却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,可见得作者是有较深文字功底的。赞!问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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